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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思考

   个人所得税通常以纳税人的收入总额扣除必要的生活费用以及成本、费用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费用扣除制度健全与否是衡量个人所得税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制度时,一般都遵循以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如与工作有关的交通费、搬家费,接受教育与培训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如因生病而导致的大量医疗费、为子女支付的高昂学费、意外事故带来的损失等。
采用的方法有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分项扣除指纳税人列明费用支出项目及数额,在法定范围及限度内进行扣除。而标准扣除则是规定一个固定数额,允许纳税人一次性扣除。在税收实践中,有的国家允许纳税人自选一种方式,有的国家则明确规定只准采用某种方式。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一些国家还允许他们享有额外扣除额。如美国规定老人、盲人可以享有额外的扣除。1997年,美国单身老人的额外扣除额为1000美元,如其又是盲人,则额外扣除额可达2000美元。
在我国,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区分所得种类,从收入总额中作不同的扣除。基本做法有五:一是定额扣除。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我国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对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允许按月扣除费用800元。二是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允许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三是对个人取得的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和财产租赁所得实行按次征税,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扣除费用800元,超过4000元的,按收入额扣除20%的费用,可以说是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的结合。四是对个人转让财产,允许从收入总额中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五是利息、股息、红利和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均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不扣除任何费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对其他国家费用扣除制度深入了解,要求改革我国费用扣除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转换也迫切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依笔者之见,首先,应当提高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现行税法中规定的费用扣除额是800元,与近年我国个人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相比,这一标准明显偏低。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提高了执行标准,如北京是1000元、广州为1260元,深圳为1500元。根据广州一家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有九成以上的市民认为扣除标准应高于1500元。
但鉴于我国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全国划定同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扣除额。其次,应当合理体现赡养。如甲、乙两人的月薪同为2000元,甲为单身,而乙家有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及下岗的妻子和幼儿,两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显然不同,如对他们进行同样的费用扣除有违税负公平原则。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每人扣除一定数额的生计费用。考虑到我国的人口政策,应当将受抚养子女的扣除份额限定为一个。再次,应当增加特殊扣除项目。在此方面,我国已明确个人慈善捐款未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扣除。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会因特殊情况而面临不可避免的支出,如意外事故或被盗造成的损失、再就业的培训费等。具体到我国而言,近年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无疑使个人的支出因素大大增加,如住房贷款利息、医疗费用、子女学费等。上述支出均会减少纳税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削弱其纳税能力。
因此,只有适当拓宽允许扣除范围,才能实现税负公平的目的。在考虑特别扣除时,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根据我国国情,允许特殊群体享有额外的扣除额。如为了体现对教师的照顾,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允许教师享有一定的额外扣除。此外,还应当允许对老人、残疾人、军人及军烈属作较多的扣除。最后,在设计费用扣除制度时,应当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些国家每年都要根据通货膨胀率对个人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扣除额加以调整,采用标准扣除法的国家也同时调整标准扣除额,以求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我国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费用扣除制度,也有必要关注此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具体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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